禁足札记2。

从武汉封城开始,我就感受到了某种紧张。基于你是哪里人,你就有「原罪」某一种分类方法。中国人深谙此道。在很长一段时间,你的「出身」是原罪,也是通行证。但是基于目前肺炎的情况,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方法。然而这样做的溢出效应是很明显的。可以识别的哪里哪里人,成为最简单粗暴的分类方法。

社会信任急剧流失,社会又缺乏道德共识。所谓「敌我」的界限,由于不可明确的识别谁是患者,就转移到了可识别的「湖北人」or「武汉人」身上。

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一轮的类似仿效。中美之间的民航航班停飞了,香港也封闭了绝大多数的关口,武汉人不许出来,各地开始了排查。

2003 年的非典有类似的故事。当非典结束,我路过很多村庄时,很多村庄都封闭了。由于我国长久以来的城乡二元制,尤其在很长一段时间由户口所控制的人口不可自行流动的政策,城市和乡村之间是割裂的。自然村意味着可能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,他们共享着土地资源,人与人之间保持面识关系,每一个人在其他人那里都是具体的。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,由农村是「集体主义所有制」为代表,他们是利益共同体。

在人口流动还不太剧烈的 2003 年的非一线城市,这样的运作逻辑似乎是成立的。要知道,偶尔有陌生人来村里开饭馆或其他经商,由特殊的方言造成的屏障就是一种信任的边界:这个人是外来者,当然他也会被免于受到当前社会环境的「义务」的折磨,但当有灾难发生时,他们会首先被当做异己进行排查。

可是在城市的商品房小区,发生类似的事情,其运作逻辑是如何的呢?

商品房的业主们,并不是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的交情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陌生而缺乏纽带的;同时也不是集体所有制,从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上而言,他们也不是「利益共同体」。在不可识别谁是「病毒携带者」的这件事上,如何识别谁是有问题的?

好的我来说说这几天我居住的小区的故事是如何运作这件事的。

大年初二的时候,居委会工作人员敲门。记忆中是两到三个女性工作人员,带着口罩,来询问是否有离京的经历,春节期间是否一直在小区。这个档案资料是重要的,它基本能帮助居委会人员有一个信息的记载,在大年初二时,有多少人是留在原地不动的。要知道,一般而言大年初五是返程高峰。大年初二时候,还是过大年的时候。按照中国人的传统,回家过年是再遥远再艰难也要去做的事情。

在全国性的紧张情绪爆发之后,大概在大年初四,小区的住户越来越多的回程。外卖、快递已经无法进入小区。进入小区需要刷门禁卡,保安的执法开始变严格,不再放人进入小区。

从 1 月 29 日(大年初五)开始,小区门口开始站着居委会工作人员开始进行登记,你从哪里回来的,有没有经过武汉,等等等等。这个时候只要有门禁卡还可以进入小区。彼时,北京已经宣布了延期上班。小区的人虽然还是增多了,但仍旧和正常时期无法相比。

今天,大年初十,出小区的时候居委会工作人员喊我登记信息。他们有所有住户的信息,但主要显示是业主信息。核实家里有几人居住,登记,核实是业主的话,分发一个「通行证」。自此,若通行小区,则需要凭借此通行证才能进入。

春节期间没有在小区居住的,业主的话测体温之类的可以进入小区。但会被要求自行隔离两周;非业主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。我住的小区人比较少,隔壁小区路过的时候,看到门口有拖着行李箱的人无法进入小区的情况。有可能和新闻所称,需要业主承诺帮忙送饭送菜,以业主承诺的形式才能进入小区。

那这个时候什么人才能活的最有尊严呢?第一档当然是北京当地人,身份证号码是110 开头的,他们被预设为春节期间流动性最低的;第二档是我这种非湖北人,在春节期间滞留北京的,但还需要是业主。哪些人觉得可能会感到严重的没有尊严呢?首先是湖北的,最严重可能是武汉;而更多的中国人,不是湖北人也不是武汉人,因为在北京的住所自己不是业主,也没有办法有尊严进入社区之中。

但是没有人在这件事里面是赢家,每个人都脸上写满了愁容。只是不知为何,我听到居委会工作人员在寒风里大声的肆意的笑的时候,总是觉得心惊胆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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